谈笑有鸿儒,往来尽白丁这究竟是怎么了?

李景汉（1895-1986）是著名的社会学家，也是社会调查专家.1928年，受颜阳初聘为中华民政教育促进委员会调查科科长，曾领导“定县调查”，在海内外影响颇大。一九三五年开始在高等院校任教，先后担任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等院校的教学工作，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职。他的作品有《实地社会调查方法》、《定县社会概况调查》、《中国农村问题》等《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》。李景汉的名头和他的社会性研究密不可分。以深入细致的社会调研，把握准确的社会现实，从而为社会改革与建构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，并建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学学说，这是其一生的目标。“我在做宗教研究。”

李景汉深信：“只有相信自己的研究，才能打动他人，相信调查。”李景汉把平凡乃至乏味的社会调研当作一种高尚的“信仰”，为此，他用自己的毅力和普通人所无法体会的热情，一心一意深入河北定县，在农村进行了八年的调研，缔造了一座历史上的“定县调查”。自那以后，虽然天下大变，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己的社会研究，他还写了一篇文章，提倡“学习之旅”，把自己的旅游当作一种社会研究。

李景汉在海外留学期间，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研究信念。美国的老师经常会向外国学生询问他们的年龄和性别分布，而他们的答案却很好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答案，这让他很尴尬，甚至连头都不敢抬。这些事件使李景汉深受打击，被他视作“国耻”，于是决定回到国内进行社会史研究：「我干这项工作的目标，就是要将中国的人口、土地等情况，全部记载出来。中国人的国耻就是不了解自己的情况，因此我说回到中国以后，就要一辈子都在进行研究。临走之前，他还给自己定下了“三不”的规矩，不做官，不做生意，不做军人。

1924年回到祖国以后，他立即投入到了调查的工作中，调查了北京的妙峰山“朝顶进香”活动，调查了京郊的农民，调查了三轮车夫、手艺工人、行会和普通人的生活费。其后，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社会根基在于农村，于是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农村，进行了有名的“定”调查。此后，他一有机会就开始了对云南的考察，对京郊地区和新中国建国的早期，都进行了相当有影响力的社会考察。他坚持自己的侦查理念，顶住了种种诱惑，甚至不惜冒犯军阀等大集团，也挺过了疾病、战乱等磨难。

在他的晚年，他与中国社科院的同僚谈论自己的人生历程时，仍然津津乐道地谈论五十多年以前一位友人赠他的一幅“一二三四五”，一幅是“六七八九十”，一幅是“加减乘除”；还有一幅是：“坐在座位上，没有一位儒生，走遍天下。”他还加上了一句：“我行我素”。从这一点，就能看出他当时是如何工作的。

“最重要的，就是现实！”

不管是搞调研，或是读经，李景汉最重视的就是“实”。他说：“人要做一个老实人，要老老实实，老老实实、老实、老实巴交、老实老实、真心实意、实打实、实事求是、质朴、务实、严谨、讲课、老老实实。”翻阅李景汉的著作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数字、表格、事件，初看时还觉得乏味，然而，就是这种“赤|裸裸的真理”，才让他的研究变得坚实而持久。

“最好的见证词，最能反驳。”就拿《定县社会概况调查》来说，它展现的大多都是一些实际情况，很难看到李景汉的观点和主张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才能成为我们了解当时华北农村地区的一个重要文献。李景汉认为，土地问题是乡村最基本的问题，应采取节育、移民、增加生产等手段，以克服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，强调发展农业的农业和农业的合作。梁，晏阳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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